公元611年，隋大业七年，这隋朝的天下已经有点“风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意思了——隋炀帝杨广忙着修运河、征高句丽，把老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，地里的庄稼没人种，家里的壮丁被拉走，活不下去的人只能揭竿而起。就在这乱糟糟的时局里，有个叫翟让的大哥，脑子一转：“与其饿死，不如拉杆子自己干！” 于是拉上一群兄弟，在瓦岗寨（今河南滑县一带）占山为王正规配资平台，成了隋末农民起义里最早的“创业公司”之一。
刚开始的瓦岗寨，说好听点是“起义军”，说实在点就是个“专业打家劫舍团伙”。翟让本身是个绿林好汉，没什么远大理想，每天的目标特简单：抢点粮食、夺点财物，让兄弟们能吃饱穿暖，日子过得滋润点就行。就这么小打小闹了两年，瓦岗寨虽然没成什么大气候，但也在江湖上攒了点名气，成了附近流民投奔的好去处。
而此时的李密，还过着和翟让天差地别的日子。李密出身顶级士族“陇西李氏”，妥妥的“官N代”，从小就文武双全，读书读到入迷，骑着马都能捧着书看（这操作放现在就是“行走的学霸”）。按理说，凭着他家的背景和自己的本事，李密随便考个官就能衣食无忧，但他偏不，总觉得隋朝这江山迟早要完，心里憋着一股“干大事”的劲儿。
公元613年，隋大业九年，机会来了。楚国公杨玄感（也是个官二代）趁着隋炀帝征高句丽的空档，在黎阳起兵反隋，李密一听这消息，立马收拾行李跑去投奔，成了杨玄感的“首席军师”。李密给杨玄感出了不少好主意，可惜杨玄感是个“猪队友”，听不进劝，非要硬刚洛阳，结果没多久就兵败身亡。李密也成了朝廷通缉的“逃犯”，一路东躲西藏，最后在好友王伯当的引荐下，投奔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瓦岗寨。
可李密这“杨玄感余党”的身份，在翟让这儿压根不受待见。翟让心想：“你小子是朝廷要抓的人，跑到我这儿来，不是给我惹麻烦吗？” 直接把李密关在了军营外面，连寨门都不让进。李密也是个能屈能伸的主，知道翟让吃软不吃硬，就通过王伯当给翟让递“计划书”，分析天下大势，还给瓦岗寨出了不少抢粮食、避官军的小妙招。翟让一看：“哟，这小子虽然是逃犯，但脑子是真好用！” 这才把李密请进寨里，慢慢开始器重他。
真正让李密在瓦岗寨“一战成名”的，是和荥阳通守张须陀的对决。张须陀可是隋朝的“猛将兄”，打仗勇猛得很，之前镇压了不少起义军，翟让一听说张须陀带着大军来讨伐，吓得腿都软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跑！赶紧跑！不然就被包饺子了！” 可李密却拦住他，拍着胸脯说：“大哥别怕，张须陀看着厉害，其实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，咱们用计就能收拾他！”
李密当即定下“诱敌深入、前后夹击”的计策：让翟让带着主力部队假装打不过，往树林里跑；自己则带着一支精锐埋伏在树林两侧，等张须陀的军队追进来，就突然杀出，和翟让前后夹击。翟让半信半疑地照做了，结果张须陀果然中了计，大军钻进树林后被瓦岗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张须陀本人也战死沙场。这一战之后，瓦岗寨名声大噪，李密的威望更是直线飙升——原来跟着翟让只能抢点小财物，跟着李密能打胜仗、能保命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投靠李密，甚至有不少将领直接把军队交给李密指挥。
更关键的是，李密给瓦岗寨指了一条“康庄大道”，而翟让从来没想过这条路。李密对翟让说：“大哥，咱们总不能一直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吧？要想干大事，就得有根据地、有粮食。荥阳是军事重镇，交通便利，而且附近有个洛口仓，那可是隋朝的‘超级粮仓’，里面的粮食堆成山！咱们拿下荥阳，再占了洛口仓，开仓放粮，老百姓肯定会跟着咱们干，到时候兵源、粮草都有了，咱们就能争夺天下！”
翟让一听，眼睛都亮了——他虽然没什么野心，但“有粮”这两个字戳中了他的要害。公元616年，翟让按照李密的计划，带着瓦岗军攻下了荥阳；第二年，又一举拿下了洛口仓。翟让果然兑现了李密的承诺，打开粮仓大门，让老百姓随便拿粮食。消息一传出去，方圆几百里的饥民都涌了过来，一边领粮食一边报名参军，瓦岗军的规模一下子从几万人暴涨到几十万人，成了隋末起义军里的“顶流”。
没多久，越王杨侗派了虎贲郎将刘长恭带着两万多人来“收拾”瓦岗军，结果又被李密打得大败而归。这时候的翟让，看着李密的功劳越来越大、威望越来越高，手下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心里突然有点“拎不清”了——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眼界都比不上李密，继续当首领只会耽误大事，可又有点舍不得权力。最后想了个“两全其美”的办法：把首领的位置让给李密，自己带着原来的老部下单独管一营，名义上称李密为“魏公”，李密则封他为司徒，相当于瓦岗军的“二把手”。
表面上看，瓦岗寨实现了“权力平稳过渡”，但暗地里的矛盾已经开始滋生了。翟让虽然让出了首领之位，但心态压根没转变过来，还是把瓦岗军当成自己的“山头”。他没什么大野心，就喜欢占小便宜——手下将领打仗缴获了金银财宝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都要分走一半；有时候还会当着众人的面，对李密的决策指手画脚，说：“这事儿要是按我的办法来，肯定能成！” 更过分的是，他私下里跟人说：“李密这位置是我让给他的，我想让他下来，他就得下来！”
翟让自己这么想也就算了，他身边的人更是“火上浇油”。他的哥哥翟弘是个没脑子的大老粗，看着李密当首领、享尽风光，心里酸得不行，天天在翟让耳边念叨：“你才是瓦岗寨的创始人，凭什么让李密那个外人当老大？你要是不想干，我来干！” 翟让每次都一笑而过，没把这话放在心上，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李密的耳朵里。
李密心里早就对翟让有疙瘩了。他本来就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，想把瓦岗军打造成争夺天下的“正规军”，可翟让和他的旧部总抱着“打家劫舍”的老想法，不仅纪律松散，还总搞特殊化，有时候甚至不服从指挥。更让李密担心的是，翟让虽然没直接夺权，但他的存在就是个“隐患”——瓦岗军里还有不少翟让的老部下，万一哪天翟让被人撺掇着反悔了，发起兵变，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就可能毁于一旦。
尤其是在瓦岗军势头正盛、眼看就要逐鹿中原的时候，李密觉得“清理门户”的时机到了。他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胁自己权力的人存在，哪怕这个人是瓦岗寨的创始人、曾经的老大哥。于是，一场精心策划的“鸿门宴”开始了。
公元617年的一天，李密派人给翟让送信，说：“大哥，最近打了不少胜仗，缴获了不少好东西，想请你和几位亲信过来喝酒赏宝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！” 翟让没多想，觉得都是自己人，还能有什么猫腻，就带着哥哥翟弘、侄子翟摩侯，还有徐世勣、单雄信等几个亲信，开开心心地去赴宴了。
宴席上，李密表现得格外热情，频频给翟让敬酒，还让人拿出各种金银珠宝、古玩字画让大家欣赏。酒过三巡、菜过五味，李密突然说：“大哥，我这儿有一张上好的宝弓，射程远、力道足，想让你品鉴品鉴！” 翟让是个武将，对好弓没抵抗力，当即接过弓，转身就要拉弓试射。就在他弯腰搭箭、后背完全暴露的瞬间，李密使了个眼色，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突然从帐后冲了出来，一刀就砍在了翟让的背上。翟让惨叫一声，当场倒地身亡。
紧接着，李密的人又把翟弘、翟摩侯等人全部砍死，混乱中，徐世勣也被砍伤了胳膊。眼看着一场血洗就要开始，李密赶紧喝止手下，他知道，翟让的旧部还有很多，要是赶尽杀绝，瓦岗军肯定会四分五裂。
为了稳住局面，李密上演了一出“安抚大戏”：他亲自走到徐世勣身边，拿出纱布给他包扎伤口，一边包一边说：“徐将军，我杀的只是翟让兄弟几人，跟你们这些将士没关系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会牵连无辜！” 然后，他又独自一人走进翟让的军营，面对群情激愤的士兵，大声说：“翟让大哥虽然是创始人，但他最近越来越骄纵，不服从军纪，还想夺权，我这也是没办法才动手的！你们都是瓦岗军的功臣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以后还是各司其职，跟着我好好干，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们一口肉吃！”
不仅如此，李密还让徐世勣、单雄信这些翟让的旧部继续领兵，待遇丝毫不变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翟让的旧部才慢慢平静下来，瓦岗军的局面暂时稳住了。
就这样，李密通过一场“鸿门宴”，彻底清除了翟让这个“隐患”，成了瓦岗军唯一的掌权者。客观来说，李密杀翟让，虽然手段狠辣、不讲情面，但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为了瓦岗军的统一和发展——如果翟让一直存在，瓦岗军内部的“新旧势力”矛盾迟早会爆发，到时候可能真的会土崩瓦解。
但这起事件也给瓦岗军埋下了隐患。虽然李密暂时稳住了局面，但很多将士心里都留下了阴影——连创始人都能说杀就杀，李密这人也太狠了，以后跟着他会不会有危险？这种不信任的种子，在后来的战争中慢慢发芽，最终也影响了瓦岗军的命运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翟让和李密的故事，也算是隋末乱世里一段典型的“创业合伙人”悲剧。翟让有开创之功，却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格局；李密有雄才大略，却缺少了一丝人情味和容人之量。两个人从携手创业到反目成仇，最终以“鸿门宴”收场，不禁让人感叹：在权力和天下面前，所谓的兄弟情、创业恩，有时候真的不堪一击。而瓦岗寨这场权力大戏正规配资平台，也成了隋末农民起义中最跌宕起伏、最让人唏嘘的一段往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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